[clxv] K.L.Bhatia,Judicial review and judicial activism,New Delhi 1997;P.C.Rao (同上注[30]),821 ff. [clxvi] J.Black-Branch,Entrenching human rights legislation under constitutional law:the 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EHRLR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3 (1998),312 ff.;R.Penner,The Canadian experience with the charter of rights:Are there lessons for the United Kingdom?,Public Law 1996,S.104 ff. [clxvii] M.Detmold/G.Scoffoni,Justice constitutionnelle et protection des droits fondamentaux en Australie,Revue français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1997,S.3 ff. [clxviii] C.Klein,Basic Laws,Constituent Power and Judicial Review in Israel:Bank Hamizrahi United v.Kfar Chitufi Migdal and Others,European Public Law 2 (1996),225 ff. [clxix] Y.Taniguchi,Le cas du Japon,in:L.Favoreu/A.-J.Jolowicz (同上注[158]),S.175 ff. [clxx] M.Fromont (同上注[152]),S.15. [clxxi] W.Kälin,Das Verfahren der staatsrechtlichen Beschwerde,Bern 1984;A.Auer,Die schweizerische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1984,S.164 ff. [clxxii] W.Kälin (同上注[171]),S.132.但是,在瑞士宪法的改革中拟规定,联邦法律也受联邦最高法院的具体规范审查(经修订的联邦宪法第113(3)条)。
关 键 词：立法学 政治学 法律教义学 立法法理学 立法原则 Legislative Theory Politics Legal Dogmatics Legisprudence Principles of Legislation 在中国的法治建设历程中，立法历来充当着排头兵的角色，对其的需求和依赖始终是首要的。(44)转引自於兴中：《法理学检读》，海洋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页。
的确，立法法理学最早是针对美国式法理学提出的，即司法中心主义的法理学，法理学研究以法院及其判决为中心，甚至法律也被认为是对法院之表达与解释的预测。对政治的理论化是政治哲学的独特任务，政治哲学的任务包含了两类：一是正义(权利、共同善等)的理论化，二是政治的理论化。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也会在前述法教义学意义上使用立法法理学这个术语，参见[德]乌尔里克·卡蓬：《比较法：立法的视角》，姜孝贤译，载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31卷)，研究出版社2020年版，第77-110页。(76)参见[澳]汤姆·坎贝尔：《法律与伦理实证主义》，刘坤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在立法这个主题上，政治学研究主要聚焦于立法机关(立法者)，包括议会、政党、议员、组织行为等。
内容提要：目前立法理论并未跟上大立法时代的期许，这主要是因为立法学的性质还含混不清。二、作为法理学的立法学：立法法理学 为此，从法理学的视角理解立法、将立法学放置在法理学的体系之中就有了初步的理由与可能。202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要求各级法院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
第六是劳动争议、人事争议，具体案由涉及劳动纠纷、人事争议。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裁判文书数量多于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裁判文书数量。①刘旺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载《红旗文稿》2017年第3期。最后，考虑到不同层级法院裁判的效力，将基层法院赋值1，中级法院赋值2，高级法院赋值3，最高法院赋值4，计算出年度加权平均值，以此作为不同层级法院的数值。
如李青翰、吴定涛荣誉权纠纷案指向性运用富强价值，法院认为英雄烈士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应受法律保护。第七是适用特殊程序案件案由，具体案由涉及仲裁程序案件、执行异议之诉、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监督权特别程序案件、督促程序案件。
在前两组模型中，模型1的解释性较低。(16) (二)复合运用和单独运用 复合运用是指法院在进行司法裁判说理论证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美德、传统习惯、法律价值、法律原则、法律规则和商业道德等论证资源结合运用的方式。根据法院裁判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结合其他说理论证资源，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运用方式分为复合运用和单独运用。私自上树摘杨梅坠亡案，法院判定村委会未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不让守法者为他人过错买单。
二是为法院对当事人具体行为或诉讼请求的评价会提供说理依据。(29)参见王席云与李龙威、湖北咸宁咸运集团崇阳天成运输有限公司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湖北省崇阳县人民法院(2018)鄂1223民初552号民事判决书。在一些具有公共影响的案件裁判中，各级人民法院兼顾国法、天理、人情，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作用，让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共意识、规则意识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意识。(16)参见衡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欧东林及第三人衡阳市得阳鞋业有限公司工伤认定案，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湘04行终81号行政判决书。
(34)参见陈梦华诉乌鲁木齐乐福城市生活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返还原物纠纷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7)新民申480号民事裁定书。价值追求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灵魂，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基础。
⑧葛长生诉洪振快名誉权、荣誉权纠纷案概括性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院认为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等受法律保护。冰面遛狗溺亡索赔案，法院判定自甘冒险者承担责任。
首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诉讼理由的案件作为当事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数值，统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诉讼理由的案件比例。④法院的态度尚未明显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运用，应该进一步提高法院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2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在行政案件中，两类具体案由的裁判均运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是行政主体、行政行为案由。第八是与公司、证券、保险、票据等有关的民事纠纷，具体案由涉及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保险纠纷、与企业有关的纠纷、与破产有关的纠纷、合伙企业纠纷。(21)制定法预设了一种相同的价值观(22)，需要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运用价值观所内含的评价标准进行价值判断。
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公民层面有具体的价值取向。(13)福建捷福集团有限公司、黄珍玉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指向性运用自由价值，法院认为捷福公司要求撤销房屋买卖合同，严重违背主体自由交易、市场自由流通的核心价值观。
进入专题： 核心价值观 司法运用 。第一，假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司法运用率变化与当事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有关。
保护货真价实，严惩欺诈。(一)概括性运用和指向性运用 概括性运用是指法院直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裁判理由，没有指向三个层面的具体价值，直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话语进行说理论证的方式。
小偷逃逸跳河溺亡案，法院判定追赶者无责，见义勇为者不用承担过重注意义务。(1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律价值、法律原则结合运用的裁判文书也较多。(20)参见秦小建：《精神文明的宪法叙事：规范内涵与宪制结构》，载《中国法学》2018年4期。如撞伤儿童离开遇阻猝死案，法院判决阻拦者不担责，鼓励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
④参见彭中礼、王亮：《司法裁判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运用研究》，载《时代法学》2019年第4期。⑩ 指向性运用是指法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裁判理由，指向三个层面的具体价值，进行说理论证的方式。
(38)法院凭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具有的价值规范性与社会价值认同性在具体的裁判中增强了说服力，增强了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认同，发挥了价值引领作用。(35)参见侯升海诉侯升烈等相邻关系纠纷案，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18)黔0222民初410号民事判决书。
(28)参见何连金、何胜仔、何福泉与何执九法定继承纠纷案，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6民初1017号民事判决书。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运用于司法裁判的现状 2012年至2020年期间，我国法院在裁判中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案件数量逐年快速增长。
(19)而单独运用是指法院在进行司法裁判说理的论证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唯一的论证资源进行运用的方式。(22)参见[德]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14)邵某3诉邵俊国犯侵占罪案指向性运用诚信价值，法院认为，上诉人的行为不仅侵犯了其侄女的财产所有权，而且与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符。其次，统计法院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司法裁判的案例比例，以此作为法院态度的数值。
高级人民法院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裁判文书有240份。如张于诉张香兰等民间借贷纠纷案，法院在提出法律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后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其说服性，然后对当事人的具体行为进行法律分析，作出不支持当事人上诉请求的法律判断。
裁判文书中通常使用的表述如为了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照某某法的规定或者某行为违反了某法律的相关规定，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价值要求等。法院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裁判理由的文书数量明显高于当事人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诉讼理由的文书数量。
由此统计结果分析发现，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司法运用率的显著因素是当事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法院的层级。(35)在以上述论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国家的价值期望，为法院通过司法裁判引领社会价值提供了正确方向。
